张嘉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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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义词 张公权一般指张嘉璈
张嘉璈,字公权,江苏宝山人,1889年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家庭。1979年病逝于美国。
中文名
张嘉璈
别    名
公权
国    籍
中国
民    族
汉族
出生地
江苏宝山
出生日期
1889年
逝世日期
1979年
职    业
银行家、实业家
毕业院校
东京庆应大学
代表作品
《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》、《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》
行    业
金融业

张嘉璈人物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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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才学和为人有其家族的根基。他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家庭
张嘉璈(信丰中学林锐翻拍) 张嘉璈(信丰中学林锐翻拍)
。祖父是晚清时代的县官,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,家里拥有很多地产和文物收藏。旧式大家族的规矩很重,但非常重视教育。老太爷对子女们礼节上的规范要求极严,但在学业上却非常开通,既请了家庭教师,常年教孩子们读古书,也主张读“新学”。所以张嘉璈在10岁以前读私塾,以后就进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外语。他中过秀才,也读过北京高等工业学堂,1906年赴日本留学,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,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了基础。

张嘉璈亲属成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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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他们兄妹12人(八男四女),个个自知发奋,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。大哥张嘉保,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,二哥张嘉森(张君劢),也曾留学日本,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,曾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,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;九弟张禹九,是30年代新月派诗人,还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,在海派文坛上挺有名气;八弟张嘉铸,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,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;二妹张嘉玢,即张幼仪,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—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,还是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,但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,还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,以贤惠和忠厚闻名;小妹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,知名的社会活动家。他本人则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,留下了浓重一笔。所以上海金融圈的老人们,只要提起张嘉璈,就会扯出一连串张家人的名字来。

张嘉璈人物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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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从陈庸伯读书,次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,习法文,后进宝山学堂。1904年考取秀才。次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,半年后,赴日入东京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。1909年毕业回国,任邮传部路政司司员,负责编辑《邮传公报》。1911年,参加筹建民主党。1913年,任北京参议院秘书长。1914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。1916年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。1922年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,次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。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。1931年,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,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,并参加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。1935年,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,3月任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监事会监事。同年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,12月任铁道部部长。1938年1月仍任改组后的交通部部长。在任铁道部长、交通部长期间,他积极推动铁路事业的发展。1936年1月,修筑新赣路南昌至萍乡段;2月,修筑湘黔路株洲到贵阳线。1937年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。1938年修筑滇缅铁路等。在全面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1937年至1942年,他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,对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。1943年辞职赴美考察。1944年10月在美出席国际通商会议。同年与陈光甫等筹建中国投资公司,任董事。抗战胜利后,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央银行总裁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。1948年5月辞职。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。1953年赴美。1979年10月15日病逝。著有《中国铁道建设》、《通货膨胀的螺旋:1939——1950年在中国的经验》等书。

张嘉璈轶事典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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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“抗兑”斗争中大显身手
1909年张嘉璈日本留学回国后,在北京《国民公报》和《交通官报》中任职,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。北洋政府时期,因与梁启超的关系,曾在北京任职。由于厌恶官场习气,1914年弃官就商,回上海,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。这一年他才28岁,当时经理是宋汉章。
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,清末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,他就是最早的职员之一,还当过北京储蓄银行的经理,1912年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,在金融界人头熟,办法多,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家,还曾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。张嘉璈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关于银行、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,主张对中行落后的地方加以改革,如采用西式簿记,注意对顾客服务,加强人事管理,提拔新式人才等等,为健全新式银行制度,做出了贡献。
张嘉璈回沪的第二年,就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铭(馥荪)、蒋鸿林(抑卮)、叶景葵(揆初)、陈辉德(光甫)、钱永铭(新之)等人成为莫逆之交。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,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,借以交流金融信息,联络感情,交换意见。张嘉璈利用这个聚餐会,广交朋友,分析各种信息,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,很快打开了局面,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,后来由此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。
北洋政府时期,财政极为匮乏,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,拼命扩大军备,增加军费,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,不向北洋政府纳税,北洋政府的财政,就始终是个“破落户的财政”。在袁世凯看来,银行有的是钱,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,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,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,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,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。中国银行发行钞票,1913年只有502万元,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。交通银行更多,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,1915年增到3729万元。为政府财政的垫款,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,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。钞票发行过多,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。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,这时出谋划策,主张将中国、交通两行合并,以集中现金,为老袁所用。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,这一消息传开后,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,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,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。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。在这种情况下,眼看银行库存危急,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,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,停止兑现,存款止付。
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,居有重要地位,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。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,认为事态非常严重。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,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,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,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。他们研究之后,决定“抗命”。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,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,做到有理有节;而张嘉璈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,商量好计策,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,一定要为中行撑腰。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,利益相关,自是团结对外,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。张嘉璈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,争取声援。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,中国银行一旦垮台,整个局面不堪收拾,对外国银行也不利,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,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。
他们计算了一下,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,恐怕不足应付,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,做好一切准备,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。为此,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,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,由张謇任会长,并且登报声明,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,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。
5月12日那天,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,停止了钞票兑现,老百姓一片怨声。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,来者照样兑现。尽管如此,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。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,有数千人之多。张嘉璈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:“余自寓所到行(汉口路三号),距址三条马路,人已挤满,勉强挤到门口,则挤兑者争先恐后,撞门攀窗,几乎不顾生死。乃手中所持者,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,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。”看到这种情况,张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。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,第二天仍不减少,第三天是星期六,下午本来应该休息,银行为了应付兑现,仍然照常开门,来者不拒,并登报公告,人心才稍稍安定,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。第四天是星期日,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,宣布仍然开门兑现,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。渐渐地市民发现,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,不必紧张地去兑现,到19日,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。
这场风暴过去之后,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。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,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。中外报纸纷纷报道,总是把张嘉璈和宋汉章两个名字并列,称他们是“有胆识、有谋略的银行家”,赢得了“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”的称号。
2、政治、金融的“双栖明星”
1917年,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,冯耿光为总裁,而实际主持业务的是张嘉璈。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,张嘉璈一再扩充商股股份,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。他曾专程到上海招股,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、交易所、申新、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。1923年,北洋政府财政支绌,将500万元官股出售,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%以上。按说,这样已经达到了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,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,然而好景不长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,国民党也来打中国银行的主意了。并使用各种手法,把张嘉璈绑上官府的“战车”。
1927年,当北伐军正积极向北推进时,宋子文负责为北伐军筹款。他已向香港中国银行先借了50万元,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(凇荪)当即将北伐军的动态电告两位总裁。蒋介石则通过在天津的黄郛,又开口向张嘉璈要求援助。冯耿光和张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,深知内中腐朽的一切,料定他们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,于是决定,由冯耿光去广州探查情况,在他判断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,才决定给予经济上支持。张嘉璈则坐镇上海,指挥一切。
最终,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,他们还是把“宝”押在老蒋身上了。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,他安排向北伐军运款,一次就送去30万。谁知老蒋的胃口大得很,远远超过北洋政府,到上海后一会儿要100万,一会儿要500万,甚至提出要借1000万。那时中国银行的股份总共才3000万。江浙财团的头脑们顿时感到头皮发麻。张嘉璈说:“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。”并在日记中写道:“军人不明财政,而处处干涉财政,前途悲观在此。”后来还是张静江和陈光甫出来调解,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,确有能力还款,张才答应为之垫款,事情方算解决。
这期间,正逢张嘉璈母亲去世,蒋介石为拉拢张嘉璈,事先从未与张见过面,就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,来到之后纳头就拜,叫张嘉璈好生感动。张家本来就非常看重礼节和规格,蒋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点子上了。这可能也是张后来入幕蒋氏内阁的原因之一。
1928年10月,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,加入官股500万元,又恢复了官商合办。时冯耿光、宋汉章、李铭、陈光甫、张嘉璈为常务董事,从常务董事中推选张为总经理。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,张嘉璈就到欧美、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,并筹集外汇资金,设置海外机构,同时改进内部组织管理,健全会计制度,延用专门人才,改革人事制度,增加职工福利,使中国银行向现代化发展。到1934年,中行的存款已达5.4亿元,放款4亿,而且大力开展外汇业务,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,特约代理店90多家,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,为此后中行的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张嘉璈早在日本读书时,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。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,从日本回国后,曾在邮传部任职。辛亥革命后,上海光复,他曾参加组织“国民协进会”,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,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。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,为的是弃官从商。可知他不喜欢政治,政治却非常喜欢他。政治与他关系太“密切”了,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。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“钱袋”,向北洋政府一样,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,无休止的内战消耗,他内心就非常反感。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,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,拉他当副主席,以此联络江浙财阀。他向孔祥熙提出,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,反对把银行当国库。这下就得罪了老蒋。
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,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,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,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,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,宋汉章为总经理。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,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。把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,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,仅给他一个空衔。如此重大的事情,事先张嘉璈竟一无所闻,他愤怒之下,拒绝就任。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,为了笼络人心,半年之后,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,任命他为铁道部长。张嘉璈深感中国铁路之急需,就接受下来。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。
1938年初,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,张又任交通部长,这时已经迁都重庆了。抗战八年,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,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,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。为此,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,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,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。后来又引进外资,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。只可惜抗战爆发,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。在战争的环境下,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,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。1943年,他以健康不佳为由,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,同年9月赴美考察,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。
抗战胜利之后,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,与宋子文也闹僵了,于是又厚着脸皮,要派他的用场,屡次电催要他回国。最初准备委任他中央银行总裁,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,张嘉璈坚决不就。不久,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的胜利果实,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,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。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,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,同时急电张嘉璈立即返国。张嘉璈本不想再出山,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,对他大加劝慰,张经不住蒋介石的“蘑菇战”,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,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。
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,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,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。蒋介石认为,张嘉璈在抗战期间,在重庆与周恩来“对付”得不错,而东北,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,那就必须用张嘉璈这个中间人物的“牌”。然而事态的发展,不是张嘉璈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,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,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。 1946年底,国共和谈破裂,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,张嘉璈在东北已无所作为,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,于是再次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。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,真的撒手不干了。那时已到了“金圆券”时代的前夕,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。
3、一生“河边走” 君子“不湿鞋”
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,到头来是两袖清风。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,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全部卖掉,把钱汇给他。在美国教书时,因学校离开太远,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,但手头拮据,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贻。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,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“会”,由陈光甫、李铭、贝凇荪、项康元、吴昆生等人,每人拿出1000美元,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。
在他离开大陆之前,还发生过一个笑话。在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上,有人提出,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,要向宋子文、孔祥熙、张嘉璈征借10亿美金。其实,孔、宋富有,人人皆知,而张嘉璈在中行离职时,得到退职金16万元,而当时他已负债6万元。张嘉璈得讯后,立即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:“请派人彻查我之财产,如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以外,甘愿贡献国家。”
1949年4月,去澳大利亚,担任悉尼一所大学的教授,1953年后,赴美国任教并从事经济研究。
著有《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》、《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》两书。
参考资料
  • 1.    《民国春秋》编辑部.江浙财团代表人物(一),民国春秋,1995(3):封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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